史大郢小学旧址

史大郢小学校长史载权烈士证书

　　一
　　在古老的楚国遗都，像史大郢这样带“郢”字的村庄，真是普通不过，数不胜数。可以说，在这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史大郢”，那个“郢”字，有着久远的源头，叫起来古气，听起来土气，就像念叨我们小时候的小名。
　　《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候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因为打不过强秦，迫于无奈，万不得已，被撵到寿春，给这个淮淝之畔的小城带来辉煌，从寂然无名瞬间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令人瞩目的大都会，而灾难也随之而来。据说，郢都最后为秦所陷，秦国白起大将的无情杀戮，以百万计，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打开导航，穿过26.35平方公里寿春城遗址继续向南行驶，液晶屏上闪过密密麻麻带有“郢”字的地名，百姓生长于斯，把自己的姓氏、居所与“郢”捆绑在一起，推而广之，“郢”响的范围更大。那是我们古国之都的辉煌名号啊，一个曾经为高贵的国都所独享的“郢”字，变成种子，抛洒在寿春大地，生根发芽，蔚然成林，给这片土地带来宫殿，也带来瓦砾，带来辉煌，也带来灾难。在宽阔绵长的历史中，禀赋了勇敢不屈的钢强血性。
　　汽车驰过安丰塘畔的孙公祠，寿丰干渠堤坝上的杨树叶子已经落得精光，露出枝杈上的团团鸟巢，而笔直的戈（店）苏（王）乡村公路，两旁种植的却是水杉，水杉没有旁逸斜出，直刺蓝天。早晨的雾气飘浮在收割后空旷的田野上，也将成排水杉的树身融化掉一小段，但树尖上的针叶即使寒霜侵凌仍没有掉落，暗红色的水杉针叶在初阳的照射下，忽然要燃烧起来似的，使坐在车里的我有一种要上火山的感觉，到达史大郢还要拐过好几道狭窄的水泥村道，汽车不时被路上的小四轮、散放的鹅鸭阻挡，朝阳把村舍的南墙照成镜子，人群聚集，一派冬闲之象。
　　二
　　史大郢现属安丰塘镇大树村，村委会院外，散乱堆放着石磙，这些被农耕岁月浸出包浆的石头，曾经遗弃荒野，今天又成为人们收藏的宝贝。就像史大郢的革命往事，自从第一次听说，就忘不了，生怕它再次走失，总是想尽快去揭开它的面纱，追忆那个尘封在血雨腥风年代的并不久远的红色记忆。
　　史学先是史大郢的“文化人”，别号芍陂隐士。访谈之前，他将自己撰写的“史大郢革命史”呈送给我，然后如数家珍：“史大郢是寿州史氏宗族聚居地，于明朝洪武年间从山东老鸹巷移民而来，是京兆郡杜陵侯的后裔。先人在史大郢建立宗祠，堂号‘兆堂’，创修家谱，设立牌位。自此，寿州史氏宗族开枝散叶，分布淮河两岸，即寿县、颍上、凤台、长丰、六安等地”。
　　600多年来，寿州史氏家族秉承耕田读书的家风，以:“尊老敬老，以孝为本， 尊师重教，为人凭心，忠字为重，情义为先”为 家训。几百年来，出现了很多风云人物。清朝时，出过两位领圣秀才，所谓领圣，就是三个县(颍、凤、寿）的秀才之首。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史立斋、史康候等，领导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攻打固始县，给当时的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威震淮河两岸。
　　1928年7月，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候，史大郢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这是寿县瓦西地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很快发展为区委会，1931年参加黄家坝武装暴动，1932年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参加红军，开赴大别山。《寿县志》上记载八名史姓烈士，他们是史龙昭（1898-1932）、史开邦（1911-1932）、史载权（1895-1932）、史寅（迎）宾（1899-1932）、史钱昭（？-1932）、史代权（1899-1932）、史学俊（1912-1932）和史学信（？-1932）。八名烈士，同出一门，世所罕见，感天动地。需要说明的是，史迎宾牺牲于大别山，其余的七位烈士，全部牺牲于1932年的寿县迎河集战斗。
　　三
　　五四运动后，皖中寿县，颇得风气之先，青年外出求学，接受新思想洗礼，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寄回家乡。 1920年5月，寿县人高语罕在《新青年》上发表同乡薛卓汉《皖北寿县的农民生活》，反映农民疾苦。“寿县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的时候”。这“二、三同志”就是1922年春在上海入党的寿县学生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
　　1923年寒假，曹蕴真和从上海回乡的薛卓汉，秘密发展了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方运炽、陈允常入党，建立了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这是安徽建党最早的直属中央领导的党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后，相继建立了中共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瓦埠小学支部、城关支部、窑口集支部和堰口集支部。党的“星火”由瓦埠湖东岸向瓦西地区扩大，渐成“燎原”之势。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人血泊中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走狗。这时，史大郢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曾任淮上军副司令、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史立斋和曾任两淮督军的史邦庆回到家乡，他们认识到非共产党不能拯救国家人民于水火，在1927年史姓家族团拜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史姓青年，投身革命，立志报国。在他们进步思想感召下，恰逢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三位学生史开祥（号载权）、史开旭（号寅宾）、史泽清（号慰民）也回到家乡。他们在上海已经入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芜湖组织学潮运动。回乡后，和薛卓汉等在史区开展农民运动，于1928年7月成立中共史大郢特别支部。
　　“北伐军攻克武汉，整个寿县的党员跑到武汉去了。国共分裂后，各同志相继回寿。经临时省委指定几个同志组织县委。到十七年（1928年）三月七日，皖北特委来到寿县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县委，洗刷过去机会主义的余毒……”（《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寿县县委在1928年3月、9月、1929年1月、6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先后在城关东大街福音堂、瓦埠小学和上奠寺召开四次党代会，不断改组县委，推动党的工作。正是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党的工作环境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位于瓦西偏僻一隅的中共史大郢特别支部成立了。
　　“中共史大郢特支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小学。史大郢地形是长条形的，小学位于最北端，就是现在刘家坟的地方，后边有条北河，宽的地方有百十米，长满芦苇，一直通到苏王坝。一旦有情况，特支的同志们就往芦苇丛里跑，隐蔽起来，迅速撤退。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寿县组织史资料》（安徽人民出版社）中介绍：“1928年1月成立史大郢党小组。同年7月建立中共史大郢特别支部，下辖三个党小组，党员10人。书记周庆宣，委员史开顺、周成永”。两个月后，“1928年9月，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础上，在团城子小学建立中共团城子区委，下辖9个支部”，“由于团城子区委党组织缩小，县委于1929年6月，撤销团城子区委，成立史大郢特支，下辖正阳等5个特组。1930年3月15日，县委扩大会议后，史大郢一带党组织发展很快，县委与同年秋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史大郢区委，下辖团城子、菱角、李套、井亭、苏王、余庙、马庄、窑口、三十铺等10个支部……1931年春后，区委下辖5个支部，党员35人。1932年5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不久，史区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只剩下三个支部，党员19人”。
　　四
　　提起“史大郢”三个字，90多岁的史台昭老人语颤手抖，心潮激动，不能自已。在我的鼓励下，他孩子般唱起小时候妈妈教他的歌谣《恨声地主们》。
　　恨声地主们
　　做事没良心
　　穷人当牛马
　　家里受剥削
　　穷靠富，富靠天
　　欺骗咱们老百姓……
　　史台昭老人是史大郢红军后代，他说：“瓦西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当年流行的歌谣唱道：‘三年旱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史大郢虽然地处安丰塘下游，但解放前，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古塘失修，沟渠淤塞，关键时节用不上水。那时候，种植水稻一季，亩产300多斤，而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只有租种，遇到灾年，生活极端困难”。
　　1927年10月，“以曹广华为书记的县临委……争取合法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秘密发展革命力量……王影怀、史迎宾跻身于县教育局。曹广华等人以校长、教员的身份作掩护，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在瓦埠湖东大井寺、枣林铺、杨家庙、古楼岗、张家嘴、傅家楼、吴山庙、汤王、姚皋和瓦埠湖西的窑口、堰口、保义、开荒、史大郢等地组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组织”。
　　“史大郢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1929年3月间，县委书记刘启源等从芜湖开会回来，在团城小学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工作指示：即迅速发展组织，扩大力量，加强对薄弱地区的指导，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同年5月1日，在苏王坝、汪家茶庵、菱角嘴等地分别召开1000余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宣讲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介绍了苏联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讲述中国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当年秋天，史大郢党组织在团城小学召开会议，研究发动佃农、雇农开展减租减息，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会后，支部书记周庆元、委员石开顺召开佃、雇农积极分子会议，统一思想和斗争策略，决定不送租，不做活的办法，和地主作斗争。开始，地主不接受条件，经过半个月的斗争，地主史玉生便出头找当时很有威望的史大郢小学校长联庄会会长史载权（中共党员）出来调说，结果，地主豪绅作了让步，对佃农实行了二八减租，雇农工资增加三成，伙食由每天‘二稀一干’改为‘二干一稀’，忙天外加傍晚一餐，斗争获得胜利”。（《寿县革命史》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史台昭老人介绍：“1928年至1931年， 中共史大郢区委发展很快，有党员200多人，组织了农协会、妇协会、儿童团等，革命队伍，越发壮大。区委的宣传队由史全清任宣传队长，史学胡、毕英照任副队长，宣传共产党好政策主张。编成《恨声地主们》《兵变歌》和《九一八事变抗战歌》等歌曲传唱。农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开始组建红军武工大队，打击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同时，不断向当局和地主豪绅进行抗捐抗税，扒地主粮食，减租减息，反饥饿反压迫等一系列斗争。群众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军，红军武工大队大队长由书记史迎宾兼任，副大队长史容清，收缴民枪长矛，开展武装游击斗争”。
　　1931年夏，淮河洪水泛滥，颍上、寿县、凤台等地发生了几十年罕见的大水灾。 洪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而恶霸地主趁机发灾难财，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日日增多，阶级矛盾激化，武装斗争，一触即发。
　　1931年8、9月份成立的寿凤游击大队，曹鼎任大队长，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任副大队长，中央特派员李英任政委。11月3日，颍上县黄家坝农民协会在寿县游击大队的协同配合下，发动了黄家坝暴动，中共史大郢区委的武工大队部分党员和农协会的群众参加了此次暴动。几个小时的激战，子弹打完，进行肉搏，但终因敌众我寡，曹鼎、李英、唐志远等人壮烈牺牲，史大郢区委损失惨重。
　　这场悲壮残酷的黄家坝农民暴动失败后，曹鼎的战友，共产党员仇西华为悼念死难烈士曾挽诗一首：
　　血染黄家坝草红，
　　追念先烈恨无穷。
　　漫云赤化千家悦，
　　哪料昙花一现空？
　　家室天涯哭望苦，
　　流民满野号哀中。
　　何日红旗飘皖北？
　　喧天鼓乐吊诸公。
　　史学先说：“在黄家坝战斗中牺牲的史大郢党员和武工队员，由于年代久远，都没有留下姓名。我1963年至1964年在颍上县焦岗湖农场一队工作，离黄家坝不远，曾找当地老人访谈，他们都含着眼泪说出当时的惨烈情景，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寿县红军，英勇不屈，不怕牺牲。为了缅怀革命先烈，1985年颍上县在黄坝子大桥以南树立了‘黄家坝暴动烈士纪念碑’”。
　　五
　　如果从空中俯瞰，千年古镇正阳关躺在淮河、淠河和颍河交汇的臂弯里。如果没有巨龙般南堤的阻隔，每到六、七月份涨水的季节，真的岌岌可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寿县最大的商业要算正阳关的粮行和油盐杂货，正阳关既是全县交通（水路）要道，又是全县经济中心。1929年冬，中共中央在安徽建立一个交通站，下设正阳关、舒城、潜山和六安四个分站。正阳关分站站长是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他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租用一间房子开了一个香烟铺作为联络处。1932年农历四月，分站向中央提供情报：国民党第11军不久将到正阳关驻防，正阳关有大批的食盐、西药和布匹，当时苏区特别需要这些物资。中央决定抢在国军的前头，派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
　　“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在刘士奇的率领下，于农历四月初六（1932年5月11日）从六安晁大巷出发，沿淠河挥师北上，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翌日直取正阳关，在交通分站和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劫富济贫，没收了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财物，分给当地的贫民。同时，把斗争的火焰燃烧到附近的农村。这时关东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农民协会和贫民群众，攻打了史大郢、大西圩、牛家堆房等几个地主庄园，开仓放粮，收缴枪支。红军在正阳关驻了三天，临走时将没收的部分西药、食盐、布匹等物资运往苏区。（《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
　　四月里来麦子黄
　　红军来到俺正阳
　　打一仗来胜一仗
　　打的白狗子叫亲娘……
　　“正当红二十五军到正阳的时候，正阳附近的史大郢党组织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领导并掩护农民群众进行扒粮斗争，不仅解决了春荒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五军的军事行动。寿县的游击武装斗争，曾一度开展得轰轰烈烈，但经过1931年瓦埠暴动和黄家坝战斗的挫折，武装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县委清醒地认识到游击队的军事素质和武装干部的重要，因此，决定曹广化带领史大郢的这支游击队到苏区去，接受红军的正规训练和战斗考验，然后回乡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时，曹广化带领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中共寿县党史人物 曹广化》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史台昭老人说：“不料，红二十五军在撤出正阳关回去的路上，在寿县迎河集与霍邱境内的国民党徐庭瑶部相遇。战斗中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史大郢游击队奉命在淠河东迎击国民党部队，护送红二十五军过河南撤。在这次战斗中，史大郢区委的骨干党员中，光我们史姓牺牲的烈士就有史载权、史寅宝、史开刚、史政昭、史钱昭、史某昭六位红军骨干，剩下的人，包括史迎宾、史慰民等，编入红二十五军序列，开往大别山区打游击，一路上遭遇敌军围困攻打和饥饿疾病，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史大郢区委最后真正成为红二十五军的人数已经不多”。
　　“到达大别山后，史迎宾任红二十五军第一团政委，史慰民任军宣传部长，史容清任警卫排长。但是，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史迎宾、史慰民、史容清三人，既是宗族弟兄，又是同学，更是共同建立史大郢特支的同志。他们知道形势不好，秘密商量，必须每天晚上见上一面，互相了解情况。结果三天晚上没有见到史迎宾，就知道出事了，史迎宾被秘密杀害。史慰民于是想出了一个绝招，为了活命，装疯卖傻，就像《红岩》书中的华子良一样。终于寻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历经千辛万苦，逃回寿县苏王坝北杜家桥油焖里的亲戚家躲起来，三个月不见天日。解放后，史慰民任迎河区民政区员，配有手枪，1959年逝世。史容清在一次行军途中突患伤寒病，因为传染，被送到当地百姓家中疗养一个多月，病情好转，身体恢复，已找不到部队，干脆回家，他会织土布，解放后在外面靠织布谋生”。
　　六
　　史大郢小学因为地处偏僻，前几年合并到河坝小学，离小学不远的响水坝西500米处，有一片蒿草岗头，上面立有一块青石碑，上写“曹静烈士之墓”，墓碑中间开裂，但没有断开，仍然耸立在草丛中，碑前有一束干枯的花朵，同行的村支书告诉我，那是清明节河坝小学师生们前来祭奠留下的。
　　曹静烈士的家在瓦埠湖畔的小甸集，而烈士的英灵却长眠于瓦西的安丰塘畔。1931年，寿县游击大队在配合颍上县黄家坝农民暴动中，正副大队长和政治委员及大部分的战士壮烈牺牲，只有小部分的队员突围出来，史大郢区委的力量损失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区委觉得有必要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寻求支援。于是，派史开顺、史良昭到中共皖北中心（寿县）县委驻地瓦埠镇，时任中心县委书记的曹广化亲自带领曹静同志到史大郢区委来帮助指导工作。
　　史台昭老人说：“在史大郢，‘巾帼不让须眉’。史全清和史学胡，她俩是芜湖女子师范（相当于高中）回乡学生，年龄18岁左右，当时都称为史大郢两个‘洋学生’。1932年4月，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前，史大郢区委奉命就近为红军筹备粮食。有一次，区委在曹静的组织领导下，到戈家店的杨庙村杨九大地主家去打土豪、分粮食。过了几天，杨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土匪来史大郢进行报复。那一天，曹静同志和史全清到苏王坝去联系工作，刚走到史大郢北边叫响水坝地方，被杨家地主带来的人追上。杨九举枪就打，被机智勇敢的史全清用手把枪托起， 结果子弹把史全清的耳朵打穿，鲜血直流，昏倒在地。杨九以为史全清已死，第二枪打中曹静左胸，曹静壮烈牺牲。史全清苏醒后，到申桥西边的史小圩躲了三个月才敢回史大郢”。
　　“曹静同志牺牲后，曹广化住在史大郢史载权家，每天深居简出，区委有什么事情，都是曹广化和史开顺研究后，派史全清、史学胡去送信联络。到了农历十一月份，曹广化书记的腰部突然生疮，民间俗称腰疽，病情十分凶险，当时没有抗生素之类的西药，史学胡帮助找到一位中医，用祖传单方，调制膏药，外用敷贴。已经隆冬，天寒地冻，而曹广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史全清上街买了棉花和粗布，自己动手，给曹广化缝了一条灰土布棉裤，曹广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七
　　1932年5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之后，作为当时瓦西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史大郢区委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对史大郢区委进行围剿，对区委领导和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由于大批的党员都跟随红二十五军开赴大别山，留守人员都躲藏起来了，他们没有抓到人，于是，狗急跳墙，将史大郢百余户人家的财产洗劫一空。
　　史台昭听母亲说过，红军走了，妇女儿童，留守在家。一次，国民党县大队的人马路过史大郢，正值晌午，要求家家户户烧锅做饭给他们吃，知道他们来者不善，恨得牙根发痒，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干活。乘长官不在，母亲毕英照和史全清、史学胡等几个宣传队员，给小兵子们唱《兵变歌》：
　　不打鼓来不敲锣
　　叫我唱个兵变歌
　　工农人细细听清楚
　　有钱人吃的鱼和肉
　　穷人吃的菜糊糊
　　亲爱的兵友们
　　快快起来干革命……
　　区委书记史迎宾等离开家乡随红二十五军到大别山区后，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周庆宣担任中共史大郢区委会书记，史开顺任区委委员。区委会下辖：史大郢支部、袁家湖支部和苏王支部三个支部。当时史大郢区委面积很大，方圆有50余里，东至老庙集，南至双门铺，西至枸杞，北至梨树。
　　史台昭老人说：“1934年4月和1935年5月，前后不到一年，史大郢又遭了两次灭顶之灾。国民党反动派火烧史大郢140多户人家，史大郢村庄几乎被烧尽，所有的人都跑了，尤其是当时的史大郢区委所在地的史大郢小学，校舍尽毁，一片废墟，烧得只剩下一扇黑乎乎的大铁门。史大郢男女老少，四处逃难，投奔亲戚。当时，史姓的人都不敢说姓史，因为国民党见到姓史的人就杀，只要是史大郢的，就被认定为共产党，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那时，我才几岁，母亲毕英照机智勇敢，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抱着我踏着泥泞的小路，把我送到董家郢大姑妈家，我这个红军后代才躲过一劫”。
　　史学先老人说：“1954年，我10岁那年，亲耳听史景初老太讲给我听的一件事： 史大郢的劫难，引起一个叫史景初前辈的重视。他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在西安一家被服厂当主任，他费尽心机，几经周折，找到在国民党国防部当秘书的同学，通过他又找到南京警官学校任教授的史云朴老先生，花掉自己的积蓄，多方努力，才拿到国防部的一纸信函，史大郢才免于再次被劫。”我当时还问了一句话:“老太您当时花掉多少钱?”他笑着说:“花了五百块银元，是我十年薪水的结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寿县也掀起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热潮。县境内的革命力量，转移到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抗战期间，寿县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四军，在县境内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
　　八
　　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双桥区中心卫生院当了一名中医，医院里还有一位在当地享有声誉的老中医，他叫施玉恩，人称“老施先”。施老尤擅儿科，儿科又叫“哑科”，由此可见，施治之难。早早晚晚，“老施先”家里都是挤满了求诊的人，小儿啼哭，闹作一团。他的夫人，忙前忙后，总以笑脸相迎相送，从来不嫌麻烦。那一年，我中专毕业，结束了我人生的求学历程，而他们的小儿子却夜夜掌灯，正在备战当年的高考。
　　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当年朝夕相处的“老施先”，他的夫人就是史大郢的女儿，叫史云宵，是中共史大郢特支的创始人、区委书记、烈士史迎宾的女儿。
　　从县中医退休的施文玲是史迎宾烈士的外孙女，她告诉我：“外公在大别山牺牲后，外婆把母亲从史大郢带到团城子的娘家，娘家姓洪，家境富裕，为人仁义，二话不说，安顿娘俩住下。从此，几个舅舅们争着帮助抚养烈士遗孤，供她上学读书，教她做人。上世纪40年代末，母亲就是团城子小学的老师。她在课堂上，经常讲到团城子区委的革命史，这里曾经是中共寿县第一届县委会的驻地，外公史迎宾烈士生前就经常在这一带进行党的秘密活动等。解放初，政府曾经安排烈士遗孤上学，到省委党校培训学习，母亲史云宵当时因为怀有身孕，没有成行，失去这次机会。以后就一直在小学当教师，直至退休”。
　　提到烈士证书，施文玲说：“现在也不知弄到哪去了，多少年都没有找到。不过，对于我们家来说，有这个荣誉就行了，有没有证书无所谓。因为这个证书，妈妈史云宵在世的时候，还惹她生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对烈属有安排工作上的照顾。我家兄弟姐妹都已经有工作了，不需要政府安排，我们全家从来没有因为外公是革命烈士而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但拐弯抹角的亲戚们知道后，纷纷找上门来，索要证书，要求帮忙，统统被我母亲拒绝，得罪了许多亲戚”。
　　人高马大的史学代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大树村委会，他把一张卷得皱巴巴的纸摊开，这是他爹爹史载权烈士证书的复印件。站在一旁的史学先老人说：“这是后来补发的，史载权原来的烈士证书非常漂亮，1980年我和大树小学校长史凯昭叔叔到东大郢史亚昭(烈士史载权儿子)那去拜年，我亲眼看到史载权的烈士证书。上面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私人印章，二枚印章很大，正方形，直径约有5厘米，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公章”。
　　史学代笑嘻嘻地说：“我家过去是地主，听老人们说，解放前的地主，也分三六九等的，我们这里的地主，也仅仅能吃饱肚子，余几个钱，供孩子们读书，到外地求学。我爹爹史载权从上海求学回来，我们全家只知道他在史大郢小学教书，没想到暗地里在闹革命。他在迎河集战斗中牺牲了，奶奶娘家在板桥集西的毕墙，当年国民党围剿史大郢，她带全家跑到娘家躲过劫难，好不容易延续根脉。解放后，政府照顾烈属，给个名额，要我到烈士小学去读书。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奶奶怕有闪失，坚决不愿意，舍不得送我去。结果弄得我一辈子‘大老粗’，只能在家里种庄稼”。
　　过了一会儿，村干部又把在田里干活的史台方叫来了，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我们问起他的叔叔史学俊烈士，他才缓过神来。说：“从小听姑姑说过，我们家里穷，二叔史学俊娶不起媳妇，就把我讨给他，他牺牲时才20岁，我还没出世”。看到史学代拿来爹爹史载权烈士证书，他说他们家从来就没有发过证书。在一旁的史学先说：“你叔叔史学俊只是红军武工大队一般战士，史大郢像他这样的人很多，甚至牺牲了没有留下姓名，属于无名英雄”。
　　史台昭老人告诉我：“曾经给曹广化缝过棉裤又给他找中医治疗腰疽的史全清是我的小孃，她后来嫁给中共团城子区委一个地下党叫徐锦忠，凤阳五中毕业，是个文人。后来国民党把他逮去安庆关了六年，受尽磨难，坚强不屈。但临到要枪毙的时候，他们把我小孃和儿子带去，要他当着娘俩的面讲清楚。在娘俩撕心裂肺的呼号哀求下，他结果自首了。此事成了小孃一生的隐痛，几十年来，直到去世，她都不曾开口讲述”。
　　1984年中央下达政策，落实红军遗补。在晚辈们的一再催逼下，她才口述往事，让别人替她写了一封寻求证明的信，寄给在北京的曹广化将军，时任中央军委部级领导干部的曹广化已经离休，接到来信，曹广化亲自用毛笔竖字写了一封回信，史全清先辈这才办好了红军遗补事宜。后来，把这封信交给了县民政局原局长李永安，现保管在寿县民政局档案室。史全清于2008年去世，享年97岁。
　　九
　　离开史大郢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复杂。中午时分，初冬的太阳一扫覆盖在田畴村舍上的雾气，我眼前的史大郢跟附近任何一个村落没有两样。但史大郢给了我一种神秘感，越往深里去，越感到有一种力量的推动或吸引。当拂去历史的烟尘，我离那个真实的史大郢又近了一步。
　　中共史大郢特支是瓦西地区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建立起来？原因相当复杂。史台昭老人说：“首先，这一批史姓英烈，尤其是几个特支创建的核心人物如史迎宾、史载权等，都牺牲得太早了。幸存下来的人，解放后没有一个成长为高级干部，没有人有能力能出面操办此事；其次，当时这些牺牲的史姓烈士中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成分高，出身地主，解放后，子女们寻求自保，不敢宣扬。现在看到的几位史姓烈士证书，还是史载权长子史亚昭在我再三鼓动和催促下，找到时任1949年寿县县委书记的董积贤，由他出具证明，才办成的。
　　自古乱世出英雄，也出“孬雄”。“孬雄”是骂人土语，史台昭老人说：“1936年史大郢出了叛徒，叫史光霞。绰号‘小红眼’，有一次，他耀武扬威地从保义集回史大郢，腰里别把枪，人们都讲，怎么几天不见，他‘棒’了嘞。原来，1936年国民党县党部成立‘清查委员会’，他跑去自首，求个官当，给他配了盒子枪。据说，凡是‘官爹爹’以下的近亲他没讲，其余的全部出卖，包括1932年7月至1934年9月担任史大郢区委书记的周庆宣和委员史开顺等人，全部被抓。由于区委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期间，区委组织不再健全，没有书记、委员等任职，只有负责人史培书。抗战期间，县境内的革命力量向淮南路东转移，史大郢区委停止工作，不再见诸党史资料，从1928年成立到1940年，中共史大郢党组织从特支到区委，历时13年。叛徒史光霞解放后被镇压”。
　　史台昭老人最后递给我几页纸张，他在上面写到：
　　“历史是悲壮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社会贤达，他们为了改变落后现状，推动社会前进，为了拯世救民、民族生存，为了正义事业、人类进步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谱写下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历史是无情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他们战死在疆场，杀身成仁，伴随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无数人的牺牲，沧桑里积淀着太多岁月的沉重，泥沙掩盖住历史的原貌”。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真金白银，得到验证。正如粟裕将军在《激流归大海》中说的：‘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就像在历史长河中洗净沙石，去掉杂质，中共史大郢特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筛选。”
　　史大郢现在叫史家大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棵大树。我想，秘密革命的年代，最忌树大招风，这些革命先烈们注定只能长成一棵棵野草，在大地上蔓延，贴着坚厚的地皮，一旦遇见火种，燃烧起真理的熊熊烈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春风又度，在顽强生命力的感召下，又踏上了草地尽头新的征程。（特约撰稿 高峰）